然而，鉴于位三同志在革命历程中的卓越贡献，毛主席深思熟虑后，特别批准道：“位三同志勤勉功绩显赫，理应被评定为行政三级，并享受等同于副总理的优厚待遇。”这一决定充分体现了对位三同志过往奋斗与付出的高度认可。毛主席亲自过问，确保他的辛劳得到应有的回报，彰显了对革命老同志的深切关怀与尊重。

在毛主席的话语中，“位三”这位人物，乃是鄂豫皖苏区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缔造者之一，堪称资深“革命先驱”。究竟是何缘由，使得这位既无官职又无军衔的他，能够赢得毛主席的特别关照呢？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，作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开创者，其贡献不可磨灭。尽管没有显赫的职务和军衔加身，但他在毛主席心中却占据着独特的地位。这份特殊对待，源于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和卓越贡献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何为真正的革命者，也赢得了后人的深深敬仰。

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燃起之际，郑位三遵照党中央及毛主席的指示重返大别山区域，肩负起发动鄂豫皖民众抗战的重任。自此，他全身心投入到鄂豫皖地区的抗战筹划与领导之中，极大地推动了该区域抗战力量的蓬勃壮大。在鄂豫皖的广袤土地上，郑位三以其卓越的领导力，精心组织起人民的抗战洪流。他不仅凝聚了民心，更激发了民众的抗战热情，为这片土地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他的智慧与勇气，如同璀璨星辰，照亮了鄂豫皖人民前行的道路。在他的引领下，该地区的抗战力量日益壮大，为最终的胜利奠定了不可磨灭的功绩。

抵达鄂豫边区后，郑位三的首要使命是对红二十八军实施重组，将其整编为新四军麾下的第四支队。彼时，红二十八军已在大别山区域历经三年极其艰难的游击抗战岁月，对外界尤其是全国的抗战大局知之甚少。在那段漫长而困苦的时间里，红二十八军凭借着不屈不挠的精神，在大别山的崇山峻岭间与敌人周旋，他们的英勇事迹传遍了每一个角落。然而，由于信息的闭塞，他们对于全国范围内的抗战形势缺乏深入的了解。为了顺应时代潮流，更好地投身到伟大的抗战事业中去，郑位三毅然决然地肩负起了改编红二十八军的重任，旨在将他们打造成为新四军中的一支精锐力量，为抗击日寇贡献更大的力量。

郑位三抵达后，深入阐述了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，协助高敬亭摒弃了盲目遵从国民党指令的行为，并退还了蒋介石授予的委任状。他还礼貌地遣返了国民党委任的副司令刘纲夫，促使红二十八军顺利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，并率部奔赴皖东抗日战场。这支队伍日后壮大，成为新四军第二师的中坚力量。

为了深化红军游击队与民众对抗日民族联合阵线的理解，并培育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与精英力量，郑位三与方毅等人遵循党中央的指引，自1937年深秋至次年仲夏，相继创设了“游击干部培育课程”与“青年才俊研习营”。在这段期间，他们成功培育了超过六百名杰出学员。这些学员中的许多人，在后来的岁月里，逐渐成长为华中及鄂豫边区引领抗战的中流砥柱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。

郑位三更进一步，他将自延安前来的同仁及多期培训班中的佼佼者汇聚一堂，派遣他们奔赴四方，旨在激发民众热情，复兴并构筑党的基层组织。他们着手组建游击武装力量，在他的引领下，相继成功创立了第五独立游击大队与第六游击大队，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。

1939年初春一月，中国共产党鄂豫皖区域委员会宣告成立，由郑位三同志担任党委书记一职。在他的精心指引下，鄂东地区的党组织迅速行动，筹建了第七游击支队与江北第八游击大队。这两支队伍的组建，犹如两把锋利的匕首，为在敌后广泛掀起游击战争浪潮奠定了坚实基础，同时也为抗日民族根据地的开辟铺设了道路。

当郑位三初次踏入鄂豫边区之时，他并未过分在意个人的职位高低，而是着眼于边区领导团队的现状，以及党的宏伟事业，确保了领导层的一致性和稳固性。他深知团结的重要性，因此始终将边区领导集体的和谐与稳定放在首位，而不是过分纠结于个人的职务安排。他这种以大局为重的精神，为边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据此，刘少奇赞誉道：“郑位三同志堪称鄂豫皖地区干部中学习马列主义的佼佼者。他抵达鄂豫边区后，凭其崇高的道德风范、扎实的工作态度及包容的人格魅力，赢得了边区各界的深切信赖与支持。此外，他的到来也让中央、华中局及军部对边区的实际情况有了更为全面且深刻的认识与把握。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郑位三因身体状况欠佳，未承担具体职务。自1949年至1955年初春，他寓居武汉，养病期间，始终牵挂湖北与武汉的革命与发展事业。在此期间，毛主席、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多次表达了对郑位三健康的深切关怀，期盼他能早日康复，重新走上领导岗位，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。

在1954年的某个时刻，刘少奇亲自执笔，向郑位三寄去了一封满载关怀的信函，信中正式决定，邀请他前往北京，以便在那里得到更为妥善的休养与医疗照顾。这封信不仅传递了深深的关切之情，还明确指出了新的治疗地点——首都北京。刘少奇深知，北京的医疗条件更为优越，对郑位三的康复大有裨益。因此，这一决定饱含着对郑位三身体状况的深切考量，期望他能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，继续安心养病，早日康复。

1955年春意盎然的4月，郑位三携全家自湖北迁居至北京，开启了他们的京城生活。自那时起，郑位三在北京扎下了根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未担任任何职务，也未被授予军衔。因此，当1955年国家初次推行薪资体系时，为郑位三确定级别成了难题。面对这一困境，工作组谨慎地将情况上报给了毛主席，请求他做出决策。毛主席听后，毫不犹豫地特别批示：“位三同志功勋卓著，应定为行政三级，享受副总理级别的待遇。”

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，郑位三光荣地被选为了中央委员，并且他还持续地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第二、三、四届中，担任了常务委员的重要职务。

在新的生活境遇中，郑位三依然坚守清贫简朴的生活方式。在实行供给制的岁月里，他每月所得的300元津贴，全然用于帮扶老区群众与烈士遗孤，解其生活之困。他与家人生活极为简朴，从不铺张浪费，始终保持老党员独有的清廉本色与高度自律，令人敬佩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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